（《韩非子·定法篇》）公孙鞅的政策只是用赏罚来提倡实业，提倡武力（《史记》所谓“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是也）。这种政策功效极大，秦国渐渐富强，立下后来吞并六国的基础。公孙鞅后封列侯，号商君，但他变法时结怨甚多，故孝公一死，商君遂遭车裂之刑而死（西历前338年）。商君是一个大政治家，主张用严刑重赏来治国。故他立法：
“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韩非子·定法篇》）又“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删。”（新序）这不过是注重刑赏的政策，与法理学没有关系。今世所传《商君书》24篇（《汉书》作二十九篇），乃是商君死后的人所假造的书，如《徕民》篇说：“自魏襄以来，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魏襄王死在西历前296年，商君已死四十二年，如何能知他的谥法呢？《徕民》篇又称“长平之胜”，此事在前260年，商君已死七十八年了。书中又屡称秦王。秦称王在商君死后十余年。此皆可证《商君书》是假书。商君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投有法理学的书。以上三种都是很书，况且这三个人都不配称为“法家”。这一流的人物——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但申不害与商君同时，皆当前四世纪的中叶。他们的政策，都很有成效，故发生一种思想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