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三百余年的文化呈现出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贯通天人古今的理性思考。中华民族思维继魏晋玄学之后，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又一次升华。中国学人突破了疏不破注的治经藩篱，吸收、融合释、道中有用的成分，对原有的儒学作了一次更新、改造，完成了理学体系的构建。
宋代文化上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是人文精神的萌发。两宋文化体现出的是一种开阔的视野与清醒的意识。疑古惑经表现出学人前所未有的勇气，都市文化中的讲经、说书、讲史，是俗文化，是市井细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勾栏瓦市中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在流传。宋人诗与词中抒发出人的主体的感受，长卷绘画中人物群体活动被勾勒出来，透露出时代的气息，展示都市“人”的社会生活的真实与生动；即使是宗教画，也出现了尘俗化的倾向。
随着理学地位的上升和正宗地位的确立，学术文化上的活力丧失，新的教条代替了老教条；纲常等级名分的说教，多了一件“天理”外衣，以“理”杀人，扼杀人的个性。曾经萌发出来的人文精神，在主要方面又被窒息了。
两宋文化的变古，只是因为历史条件不成熟，因而没有出现如同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我们在感到多少有点遗憾的同时，更多体察出来的是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