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于南昌，一时全国风从，纷纷组织团体，积极进行。亘以我国民气颓靡，习惯腐化，非此不足以挽救阽危之国势也。我社教工作人员有启迪民智、领导群伦之责，对此救亡图存之工作，似应群策群力，共谋进展。查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有限令各机关学校社团及各界民众分别组织新生活表率队之办法，藉以领导民众同趋于救国之一途。本馆除联合地方机关团体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外，复有新生活少年团之组织，彼此切磨，亦合自励勖人之意。由此小组织，更可以施行其他各方面教育，裨益民众，诚非浅鲜。拟请通函各省市教育厅局转令各社教机关，乘机组织进行。至少年团之命名，只不过教育对象之区分，各地尽可酌量办理。[105]
从文中理由可见，谢巾粹设计不另起炉灶，而寄希望于在现有新生活运动组织框架下寻求社教机关的发展空间。而且，相对沈、丁二人的笼统“相互并容”说，谢巾粹以该馆新生活少年团援例，认为这种组织既符合首都新生活运动会对各界组织新生活表率队的规定，又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具有推展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年会提案审查会将两案合并提交大会，经过大会讨论，修正并最终形成“由本社通函全体社员在实施民教时，尽力推行新生活运动案”决议。三者对比来看，后者既摒弃了第一种社教社通函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亦没有采纳该社通函各省市教育厅局的建议，而选择通函全体社员，其范围、对象及受众都大大缩小。从一个层面也说明了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社教社提议落地的困难程度及尴尬境地，这种局面，更刺激社教社向“政教合一”的功能倾斜，“本社社员都是在社教埋头工作的人，平时或没有多少机会，能够与政府常常接近。我们只有希望中央最高当局顾念民族的危机和我们为民族努力的诚意，能够注意到我们的事业，而常常予以同情与指导”[106]。该届年会前，社教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办洛阳社会教育实验区，实验“政教合一”的社会教育运行方式即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