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平时是个“好老头”，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他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我们这些儿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气。”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慧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别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污辱就污辱的人。“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人可以参加国家最机密的核试验？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时本来就不善言辞，有话常常心里说。
这回他火了，一连几天在心里骂人。
好啊，你们说我“反动学术权威”，那我就“反动”吧。王淦昌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不再坐专车，改乘公共汽车。
王淦昌住在中关村，工作在花园路的“灰楼”，其间有相当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车接车送——这也是中央规定给王淦昌等大科学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于照顾，另一方面是为了保密。自隐姓埋名后，王淦昌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自由出没在公共场合。这回老先生不坐专车，可把大邵急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或者失密了怎么办？